本文目录
- 西汉“盐铁专卖”政策是好是坏“盐铁专卖”有什么弊端
- 汉武帝实行的盐铁酒专卖制度，是否压制了当时商业的发展
- 封建时代施行盐铁专卖现象，如果私自贩盐，哪个朝代处罚最重
- 古代中国盐铁官营的制度开始于什么时候
- 汉朝,是谁向汉武帝提出盐铁官营专卖的措施
- “盐铁酒专卖制”最早出现在哪个朝代
- 西汉初放松盐铁专卖制度，是否有利于巩固统治呢
- 为什么在古代要实行盐铁专卖
- 古代的“盐铁专卖”，为什么“盐”比“铁”还重要
西汉“盐铁专卖”政策是好是坏“盐铁专卖”有什么弊端
“盐铁专卖”的潜在弊端，汉武帝盐铁专卖虽然解决了当时的燃眉之急，但是这一政策实际上是以牺牲分工化和专业化发展为代价的。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分工的发展依赖于交易条件的改善。而政府直接切入，获取大商人的分工利益，实际上是一个损人利己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正是这个行为产生了内生交易成本，从而阻止了分工向专业化发展。
西汉初年汉高祖一度施行抑商辱商的国策，据史书记载“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吕后时期，“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平准书》也就是放松商业管制，但在政治上依然贬低商人，在财政上政府采用量出为入的政策。
汉武帝最终采取了两项措施进行整治：第一就是币制改革，第二：“算缗”改革除了币制改革除了币制改革汉武帝第二项措施就是开始征收商人的财产税即“算缗”。“盐铁专卖”是存在一定的弊端的，虽然这一颁布解决了当时的燃眉之急。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这一政策的实际实施是以牺牲工业化和专业发展为代价而换来的。加上当时政府的直接进入，使得大商人的利益变多。个体利益受到损失。正是这个行为产生了内生交易成本，从而阻止了分工向专业化发展。
总的来说，汉武帝的大投资虽然出现了逃避政府的注意风险，但是却造成了大量的流失土地。使得农民土地损失惨重。因此也使得百姓流离失所。并且工业的停滞My恒大一方面又吸引了劳动人口，劳动人口数量急剧下降，造就了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虽然使得国库很充分，但是却使社会的发展停滞了。
汉武帝实行的盐铁酒专卖制度，是否压制了当时商业的发展
汉武帝是汉朝甚至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皇帝，惜秦皇汉武，都能和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相提并论了，可见他的历史地位，今天就来说说他影响历史的一个重要制度—盐铁专卖制度对当时商业的影响。
盐铁制度就是把盐铁的经营权收归国有，特别是盐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在当时商业本来就被当时的政府打压，盐铁收回国卖后，使当时的商人失去了一个很大的经济来源，他们的地位就进一步下降了。
盐铁制度对国家来说是个非常有利的制度，一方面给国家带来了巨额的税收，有钱了国力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当时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也有这一制度的功劳。另一方面，盐铁制度也保证了国家和社会的安定，盐是所以人都离不开的东西，如果一直私卖，都掌握在商人手里，商人为了追求利益，会发生囤盐，抬高盐价，从而造成社会混乱甚至发生叛乱，毕竟兔子急了还咬人呢，铁是兵器最主要的原材料，如果铁随便买卖，就像现在枪在社会上的影响一样，所以，一定程度上铁收回国营给国家稳定也给予了很大的保证。
但是，商人就难了，当时商人本来就受政府打压，盐铁这种暴利的行业一收回中央，使他们更难了，就拿现在美国来举例子吧，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战争财！靠在一战二战时战争兵器的贩卖从而拥有了大笔财富，从而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当时如果盐铁私营，估计资本主义在我国发展的比西方还早。
封建时代施行盐铁专卖现象，如果私自贩盐，哪个朝代处罚最重
导语：
古代刑法极为残酷，普通老百姓需要在生活中小心翼翼，以免遭受处罚。在古代 社会 中，仅死刑便有多种，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刑罚对于百姓的严苛性以及罪行的多样性。
封建时代的市场经济与现代全然不同，从春秋时期就开始出现了盐铁专卖现象，而且在后面的朝代当中变得愈加严峻 。
试问，如若民间出现了私自贩盐的事情，哪个朝代的处罚最为严重呢？其实究其 历史 便可知，每个朝代在该方面的规定上有很大的不同，但要说最重的还是莫过于宋以后的朝代了。
1.盐在古代的 社会 地位直接影响刑罚标准
“衣食之源何寥落？牢盆煮就汝输征”，不管在任何时代，盐做为人类生活的最基本物资，都有着极其高的地位 。
它看似普通易得，但是每一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它。它虽然不能像其他食物一样为人体提供能量，但是如果日常饮食中没有它的参与，身体机能会急剧下降，甚至影响到生命安全。古代的 社会 阶层十分严明，相互之间没有绝对的平等，但是在盐面前，所有生命是平等的，没有它，即使身份再高贵也难以存活。
对于这种重要的物资，国家掌控是非常明智的做法，这样才能保证大众可以永久地受益，以免发生争夺抢占的事情发生，危害 社会 公共安全。同时可以让大众以最低的价格得到日常保障物资。
但是在古代 社会 ，国家看重的不仅是物资对大众的重要性，更看重的是它的价值。作为统治阶级，君主想获得来自天下的宝物和钱财 。
盐这种物质，单一价格十分有限，但是所有人都需要它时，价值就会大大增加，每年可以为政府增添不少钱财。铁同样是农业 社会 必不可少的物资，政府很敏锐且迅速地抢占了这些有利的资源。
它们的价格和分发渠道 有 政府定制，在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利润归财库。从汉代开始，国家在这两个项目上所取得的钱财是国库填充的重要来源。
2.当权力集中之后对盐铁的占有愈加紧密
各个朝代对这些重要物资的掌控力度并不完全一样，想要得到市场上的全部份额，首先需要国家具有强大的力量 。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另外君主所拥有的权力也是重要的因素。
绝对的统治，可以让来自各个阶级的物资更迅速更大量地聚集在一起。如果没有足够的权力，一些偏远的地方就会缺乏有效的管理，这些地区很容易出现私自售卖的情况。当政府的力量有限时，这些违法的事情很难顾及到，市场会变得非常混乱，处罚的力度如果比较小，很难起到真正的预防作用。
但是君主的权力没有足够对一些地区造成影响力的时候，这些现象会屡禁不止。汉代是一个分界线，和前代不一样的是，它的统一性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前期亲民的政策让大众接受能力较高，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有了新的发展计划。如果想要更好地稳固 社会 ，必须要有更多的资金支持。
垄断盐铁就成为了当时财务上的补充方式，当时帝王的威信很高，所以这种制度得到了比较高的完成度。
“义动君子，利动贪人”， 盐铁是一块大肥肉，在民间不断流转的过程中，难免会引起一些人的贪念，冒着受处罚的风险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从禁止事宜颁布之后，政府对相关行为的打击就没有停止过。
当集权程度更高的时候，它所要负责和运营的事物就越多，需要的金钱就越多，在禁令的实施上更加严格。而且这个时期，政府对官员的把控力度更大，可以更好地治理私卖行为。
1.按照贩卖重量来制定惩罚标准
宋以后国家的走向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君主的权利不断聚集起来，受牵制的因素比较少，所以相关政策实施起来更加顺畅。以前商业嗅觉比较敏锐的人，依靠私自卖盐铁，有不错的收益，甚至常年靠干这一行进入了小康生活。
当新的政权来临时，这些人就不敢继续做这个生意了。首先搜查的力度较以往大很多，大小关节口，都有重兵把守，除了日常巡捕逃犯之外，查看来往人口是否携带盐铁是重要的工作内容。
两种商品比起来，盐的体积和重量更好携带，所以从事违法的人较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此搜集队提高了侦察效率，他们利用盐易融化的特性，让许多私藏者原形毕露。
除此之外，政府从根源上开始对盐进行把控。盐的制作需要很大的场地，而且需要很多的劳动力来参与。无数的百姓投入其中，想在源头上搞小动作的人有很多，但是宋以后相关部门明确规定盐场每天固定的贡献率。
如果有任何的差错，需要全部的参与者负责。所以在盐场工作的人不仅要承担超额的劳动，获得极低的报酬，同时要小心翼翼。如果出现错误，不仅仅是提供劳动这么简单，更可能因此失去生命。
2.处罚方式人们难以承受
在以往的朝代，在这里工作其实是肥差，细密的工作很难延伸到每一个细小的角落，有的人就变得胆大起来，偷偷藏盐到民间售卖 。
地方的官员在其中不仅没有发挥监督的作用，而且还与这些人为伍，一起贪占便宜，相互之间实现钱权的联合。宋以后，对这些违反者的处罚并不完全一致，力度大小按照他们所偷拿的重量来决定。
不过让人心惊胆战的是，就算是最小的重量，承担的结果也是一般人扛不住的。轻者全家做劳役，重者家人性命难保。不管是哪一种结果，犯事人员的家庭已经被破坏，这个罪行会伴随着家人的一生。
古人的家庭观念非常强，而且非常重视个人和家族的名声。如果这些精神层面的事物受到了波及，对他们的打击十分巨大，甚至超过拿走他们的性命。面对这种高压政策，明清时期的私自兜售者有所减少。如果仅仅是处罚钱这么简单，这种事情可能会持续增加。
宋代对盐的重视程度超过许多时期，它不仅对自己国内的盐严加看管，对外围环境的盐同样抱有很强的防备心。当时西夏的盐，不管是成色味道，用途还是价格上都比较让人心动 。
这个地区有比较高得产量，试图打入东部市场，由此可以获得巨额得利润。对于这样高性价比的盐，普通的消费者自然倾心不已。
但是双方的贸易远不止货品交流这么简单，物资拥有者试图通过主流的经济掌控来获得一个超越经济关系的市场。
宋朝不管是从守护主权，还是捍卫经济利益，都必须对这个对人们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物资做出正确的调整。 抵御西部盐的输入是非常重要的措施，为此国家需要调集更多的兵力前往阻止物资流入。
1.打击私卖者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防控，这个生活的必需品扰乱的不仅是市场环境，更重要的是它不利于 社会 的整体稳定。 对于封建大国来说，国内安稳无战事，是最重要的治国愿景，一旦秩序混乱，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将无法进行，战争将出现在各个地区，纷争的局面将再次进行。
对于大一统的国家来说，维稳是重中之重。能影响 社会 稳定的因素有很多，经济的力量虽然看不到，摸不着，但是它的 健康 发展能促进 社会 的稳定，一旦必需品的市场混乱，人心将会受到影响， 社会 将会动乱。
2.掌控力度的大小与国家的稳定程度有极大关系
从古代 社会 环境来看，政府如果没有掌握份量足够大的必需物资，那么它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将会面临很大的困境。
“国之不国，何以为家”，对小农经济环境下的 社会 来说，国是一个坚硬的躯壳，没有它的存在，小家将难以维系。
对盐铁的控制贯穿在各个大朝代当中制度最严厉的时代当属宋以后的各大朝代。在这些时代，如果做这样的事情就极容易掉脑袋。从制度的变化当中，可以看出国家 官控 力度与集权的关系，君主的权力越大，越有能力去稳固 社会 。
但是对市场经济来说，这种强硬的措施可能对其他行业有一定的限制作用，这种手段产生的弊端让封建大国在面对西方入侵的时候，没有丝毫的防备力量。
参考资料：
《盐铁官营》
《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
《盐铁专卖制度的特点和意义》
《盐铁官营制度的利弊》
古代中国盐铁官营的制度开始于什么时候
盐铁专卖制度起始于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提出的“官山海”政策，即对盐和铁一起实行专卖。秦商鞅变法，控制山泽之利，也实行盐铁专卖。当时的山海之产主要是盐、铁，官府垄断经营，寓税于价，使人民避免不了征税，又感觉不到征税。“官海”即齐国政府明确规定食盐属于国有，但在生产上实行官督民产，规定百姓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煮盐；最后齐国政府设置盐官，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销售。“ 官山”与此类似，国家把铁矿开采交给百姓承包，并根据产值按三七比例分取利润。
汉朝,是谁向汉武帝提出盐铁官营专卖的措施
盐铁官营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盐铁官营制度实施是怎么回事?盐铁专营，又称盐铁官营，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朝廷为打击富商大贾、增加财政收入而实行的对盐和铁的垄断经营政策。这项政策起源于春秋时期齐国管仲的「官山海」政策;汉武帝时期，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将这一制度加以完善;唐以前盐铁专营几经废止，又几次重新实行;直至安史之乱以后成为定制，为历代所沿用，成为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经济保障。时至今日，中国的食盐专营依然在继续，而且政府专营制度的影响早已远不止于盐铁……一、盐铁专营的思想渊源盐铁专营的思想始于管仲，传承至今，成为春秋以后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食盐专卖制度的滥觞。为此，后世甚至尊管仲为「盐宗」。为相齐国期间，齐桓公与管仲论政。齐桓公想要扩大税收来增强国力，然而管仲却认为：「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即，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人民收取财物，自然会招致人民的不满。最好、最理想的办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据此，管仲提出了「寓税于价」的办法——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使纳税者看起来没有纳税而实际上已经纳了税，这样就可以收钱还不至于造成百姓心理上的抵抗。在具体办法上，管仲给出了简单却影响深远的七个字：「唯官山海为可耳」。煮海成盐，开山成铁，只要把山、海的资源垄断起来，就可以把盐铁的经营买卖控制起来，进而从中获利，是为「盐铁专卖制度」。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其利甚巨。《管子·海王》有云：「令盐之重升加分强……千钟二百万……禺策之……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一个九百万人的大国，应缴纳人头税的成人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可收三千万钱。但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比人头税的收入还多一倍。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反对。不仅在国内如此，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这等于煮沸取之不尽的海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齐国纳税，即「煮沸水以籍天下」。铁的专卖也是相同的道理。需要注意的是，管仲提倡的盐铁专营并不是国营。对于盐业，管仲实行的是专卖政策，开放盐池让民间自由生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购，通过控制产量和销售来控制价格。而且，齐国的盐销售到别国去，售价可以抬高到成本价的四十倍，得利的不只有国家，商贾也获利颇丰。在冶铁业上，管仲实行的是国有民营。他首先严厉地强调了国家对所有矿山资源的垄断，下令只要一发现矿苗，就马上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之后，政府又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并对所生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在这些前提之下，管仲开放冶铁作坊业，允许由民间商人自主经营，其增值部分，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相当于征收30%的所得税。由政府控制资源所有权，然后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以一定比例分配利润，这就是后世非常流行的“资产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官山海」的政策一直被历朝历代所重视，盐铁专营制度对后世政权产生了重大且根本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持续至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思想决定了现今中国经济制度最有「中国特色」的部分。二、盐铁专营的制度依据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具有很强的传承性，每一项制度的形成都有着漫长的过程。所以，要说盐铁，得先说税收，而要说税收，得先说土地。成熟的盐铁专营制度形成于汉武帝时期，而这一制度的发端，则早在商周。商周时期，封建贵族将耕地，平均分配，交给农民使用，称为「井田」。井田周边为私田，中间为公田，公田即「籍田」。公私田都由农民耕种，私田所得交一部分贡赋给贵族，其余留归农民自己，公田所得全归贵族。井田归贵族所有，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或者说是贵族土地私有制。井田制是伴着商周的封建制度产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制度开始动摇，井田制的弊端也开始显现。西周中期，个别贵族强迫庶民开垦井田以外的空地，这样开垦出来的田地，是瞒着公室，不纳税的私有物，可以称之为「非法私田」。到了春秋时期，铁器牛耕的出现和推广使得耕地面积和农业产量大幅增长，农业生产开始以家庭为单位，并逐步成为社会的基础。非法的私田不纳税，因此从耕地面积的增加中得利的不是上层贵族，而是地方领主，这是各大诸侯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以鲁国为代表的各诸侯国为增加收入，纷纷进行税制改革，无论公田、私田，一律按亩纳税，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促使了土地由国有向私有的转化。公元前361年，商鞅在秦国实施改革，主张「废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正式承认土地私有。至战国初期，井田制彻底瓦解，贵族承认土地为农民所有，同时按照田亩统一征税。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点，前面一段提到的「土地」特指「耕地」。实际上，土地并不等于耕地，除了被划分成井田的耕地，还有许多无法耕种的山林池泽，这些地域的土地制度和耕地是大不相同的。所谓「四封之内，莫非王土」，封建时代，这些非耕地的所有权也是归贵族所有的。非耕地不向农民开放，有专门的官员值守，禁止私自闯入。但是随着耕地所有权逐渐转移到农民手中，贵族的非耕地禁区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被庶民闯入，进行烧炭伐木、捕鱼狩猎等活动。初期，这种活动属于非法牟利，称作「奸利」，闯入者也被视作盗贼，会遭到官府的征讨。然而，群众是无法阻挡的，当闯入者的数量多到防不胜防、讨不胜讨的地步时，贵族们也只好在保留所有权的同时开放这些山林池泽，转而在重要通道设立出入关隘，遇到在禁区牟利的，就按其所得征收一部分充公。久而久之，这就在田租之外，另形成了一种赋税。这种「山林池泽之税」就是后世「关税、商税」的起源，而「征税」的「征」字也正是源于最初官府对于非法闯入禁区者的征讨。春秋末年，这种管理非耕地的方式就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在地少人多的诸侯国，如郑、晋、齐等，都实行这种制度。之后秦汉实现了大一统，统一帝国的出现前所未有，但他们关于土地所有权的观念则延续了战国旧制，即，承认耕地归农民私有，而非耕地作为封建贵族世代相传的禁地依然由贵族保留所有权。又由于封建制度被废除，没有了诸侯，真正的贵族就只有皇室，所以全国的山林池泽都归皇家所有。土地所有权的差异对秦汉帝国的赋税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田归民有，所以全国田赋都收归掌管朝廷经济的大司农，作为政府公费;而山林田泽归皇家，所以山川池泽之税都收归掌管皇室经济的少府，专供皇帝私用。所以汉朝初期，完整的土地制度应该这样表述：耕地私有，允许买卖，按田亩统一收税，所得归朝廷;非耕地为皇家所有，允许入内，按其所获之利收取山林池泽之税，税归皇帝。在这项制度的雏形期，因为耕地多，所以田赋占全国税收的大半，而山林池泽税只是少数。那么把多数给国家，少数给皇室，还颇为合理。然而后来两项商业的兴起，让这一制度变得不太合理了，这两项商业就是盐铁。因为没有人不吃盐，没有人家里不用铁器，所以盐铁是当时最易生财的两种商业。盐铁之利的膨胀从战国时候就开始了，又因为汉代的田租很低，只有三十分之一，所以商税逐渐超过了田赋。少府的收入超过大司农，皇室私产超过政府公费，这不是制度设计的初衷，但却是经济形势变化的必然，这就形成了一对矛盾。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经济形势发展到一个临界点，就必然引发制度的变革。这一临界点在汉武帝发兵征讨匈奴时，到来了。汉朝初年，历经长期战乱的国家亟待修养生息，因此几代皇帝都采用黄老之说，轻赋税徭役，让民间恢复生产，其中盐铁也是由民间私营的。这一治国理念的效果是显著的，到汉武帝登基时，他的父亲景帝和祖父文帝所开创的文景之治为他留下了丰饶的财富，于是雄才伟略的武帝得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然而再多的钱也有花光的时候，武帝中期，讨匈奴，通西域，军费开支浩繁，加上天灾不断，百姓四处流亡，国库空虚，由大司农统管的政府财政终于入不敷出。但是仗还得打，政府还得运行，钱从哪儿来呢?农乃国之本，田租三十分之一的定额实行已久，不宜轻易变革。那么再要钱，汉武帝就只能求助少府了。把少府的钱用于军费和政府开支，相当于把皇帝私产捐献给国家。武帝不仅自己捐，同时命令地方上的富人，最主要的是盐铁商人，和他一样把私产借贷给国家。但他没想到的是，那些坐拥财富的豪族并不像他一样慷慨，命令发出，响应者寥寥：「富商大贾，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左公家之急，黎民重困」。煮海成盐，开山成铁，这山和海的所有权本身就归皇帝所有。换句话说，这些商人本身挣得就是皇帝的钱，现在皇帝有了难处，商人却不愿意帮助皇帝。这让武帝大为光火，愤怒的武帝马上开始了对商人的反击：他一方面向商人课以重税，另一方面则开始断商人财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接受桑弘羊的建议，「笼天下盐铁」，把盐铁由原来的私营改为国家专营。三、盐铁专营的历代发展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孔仅和东郭咸阳就提出了一个实施盐铁官营的具体方案。 盐的官营采用募民煮盐而官府专卖的做法; 铁的官营，则由官府彻底垄断。汉武帝还是很快批准了这一方案。 在最初几年盐铁官营特别是铁的铸作曾取得明显成效，但由于他们多选用商贾担任盐铁官，所以不但执行的不彻底，还造成了严重的吏治混乱现象。桑弘羊掌管财政大权后，增设大农部丞数十人对郡国盐铁官分别予以整顿，并增加了盐铁官的设置地区。据统计，经过桑弘羊的努力，一共设置了三十五处盐官(一说三十六处)，分布在全国二十七个郡，盐铁官营前，这些地区的私营盐业都非常发达，国家对它们采取征收盐税的政策;铁官则至少设置了四十八处，分布于四十个郡国，所有铁官均由大司农所属铁市长丞掌管，基本完善了盐铁官营的管理系统和经营网络。由于资金雄厚和人力充足，在盐铁官营全面实施后，它们的生产规模都迅速扩大起来。官营盐铁业的规模化生产，无论其资金、设备和人员方面，还是降低成本、实行标准化生产和工艺技术改进方面，对于规模一般很小的私营盐铁业来说，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总结后，桑弘羊对大生产的优越性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在二十多年后的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为了捍卫盐铁官营政策，就指出官营盐铁业的大规模生产要优于私营盐铁业的小规模经营。然而，由于官僚体制所不可避免的种种弊端，盐铁官营也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为了完成规定的任务，官营铁器只注重产量，所生产的铁器多为应用很少的大农具，根本不适合农民使用。不仅如此，官营铁器还存在成本高、质量低、不准挑选、购买不便、强买强卖和强迫农民服役等问题。 更重要的是，官营盐铁的价格昂贵，许多贫民都根本买不起。东汉时取消盐铁专卖，实行征税制。三国、两晋注重专买，南北朝时征税制复起。隋至唐前期，取消盐的专税，和其他商品一样收市税。唐安史之乱后，财政困难，盐专卖又开始实行。此后历朝历代，都加强了盐专卖，对铁则实行征税制，不再与盐同例看待。盐铁专卖使封建国家获得了可观的收益，特别是盐，一直是历代封建政府牢牢掌握的最重要的专卖商品，其收入是历代政府的重要财源。四、盐铁专营的现代评价在西方的经济理论中，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甚至唯一的来源是税赋，在这一点上，无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或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学派都无分歧。卡尔·马克思就曾言，“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即便在当代的制度经济学理论中，这一认识也未有改变，道格拉斯·诺斯认为，政府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在西方的法治意识中，从来强调公民的纳税人角色，从14世纪开始，“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个理念在法国和英国似乎都牢固地确定了下来。人们经常提起这句话，违反它相当于实行暴政，恪守它相当于服从法律。特别是在美国，商店直接把商品价格与消费税分列出来，让你买一杯咖啡都意识到自己在纳税。可是在中国，统治者更愿“寓税于价”。陈寅恪曾说中国的统治术中有“诈术”的成分在里面，管仲那句“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便是最好的印证。“管仲变法”之后，中国的政府收入由税赋收入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后者的实现，正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达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从而也衍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治理思想，即国家必须控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国有企业应当在这些产业中“处于主导地位”。在这种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而政府则是“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领域中的逐利集团。这种制度一旦形成，民营企业集群就被间夹其中，进退失措，成为被博弈的对象。这一中国式经济体制延续千年，迄今未变，而管仲，正是“始作俑者”。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汉武帝为什么要实施盐铁官营 实施盐铁官营的原因是什么盐铁官营，顾名思义就是将食盐和制铁的经营权收到官府，由官府安排官吏管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当然了，所得的利益也是统统归官府的。盐铁官营在全国的正式推行是在汉武帝时期，这也是汉武帝在经济方面大一统的重要举措，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孔仅和东郭咸阳就提出了一个实施盐铁官营的具体方案。盐的官营采用募民煮盐而官府专卖的做法;铁的官营，则由官府彻底垄断。在最初几年盐铁官营特别是铁的铸作曾取得明显成效，但由于他们多选用商人担任盐铁官，所以不但执行的不彻底，还造成了严重的吏治混乱现象。桑弘羊掌管财政大权后，增设大农部丞数十人对郡国盐铁官分别予以整顿，并增加了盐铁官的设置地区，基本完善了盐铁官营的管理系统和经营网络。盐铁的利润丰厚，是国家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但这并不是汉武帝首先想到的，早在春秋时期就有盐铁专营的思想，这个思想始于管仲，传承至今，成为春秋以后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食盐铁器专卖制度的滥觞。为此，后世甚至尊管仲为“盐宗”。管仲相齐，为了提升国家的硬实力，管仲不仅挑战了井田制，“相地而衰征”，加征田赋，也因地制宜，向海盐和矿藏下手了。煮海成盐，开山成铁，只要把山、海的资源垄断起来，就可以把盐铁的经营买卖控制起来，进而从中获利，大幅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其利甚大。《管子·海王》有云：“令盐之重升加分强……千钟二百万……禺策之……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不仅在国内获利，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这等于煮沸取之不尽的海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齐国交钱，即“煮沸水以籍天下”。铁的专卖也是相同的道理。需要注意的是，管仲提倡的盐铁专营并不是官营。这也意味着这项政策还需要商人的参与，以铁为例，商人可以开作坊，打制铁器，但是官商三七分成，也就是商人需要交纳30%的税。其实出现这样的状况跟当时的社会制度是有绝大联系的。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具有很强的传承性，每一项制度的形成都有着漫长的过程。所以，要说盐铁，得先说财政，而要说财政，得知道财政的来源，财政的来源在当时主要是税收。成熟的盐铁专营制度形成于汉武帝时期，而这一制度的发端，远的不说，最晚也得在西周开始说。西周时期，贵族将耕地，平均分配，交给农民使用，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井田制。井田周边为私田，中间为公田。公私田都由农民耕种，私田所得交一部分贡赋给贵族，其余留归农民自己，公田所得全归贵族。井田归贵族所有，不得买卖和转让，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它是国王名义上的贵族土地私有制。 但是这里的井田制是专指的耕地，除了耕地之外，还有山川林泽，这些非耕地的所有权也是归贵族所有的。非耕地不向农民开放，有专门的官员值守，禁止私自闯入。但是农民的生活需求光耕地是无法满足的，总得烧火做饭呀，总得找点野味改善一下伙食呀，即使在原始社会，人们也是打猎的，所以很多人都会偷偷的跑到贵族的禁地中砍柴打猎。这种活动属于非法牟利，闯入者也被视作盗贼，会遭到官府的征讨。然而，群众是无法阻挡的，当闯入者的数量多到防不胜防、讨不胜讨的地步时，贵族们也只好在保留所有权的同时开放这些山川林泽，转而在重要通道设立出入关隘，设卡收税。因此就另形成了一种赋税，也是后来商税、关税的起源。此时，民众的需求和官府形成了一种默契，达到了一种平衡。但是自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天下的贵族仅剩下一家，就是皇家，所以全国的山川林泽都归皇家所有。所以全国田赋都收归掌管朝廷经济的大司农，作为政府公费;而山川林泽归皇家，所以这些税都收归掌管皇室经济的少府，专供皇帝私用。在此项制度成立时，因为耕地多，所以田赋占全国税收的大半，而山川林泽税只是少数。那么把多数给国家，少数给皇室，这是很合理的。然而随着社会趋于平稳，盐铁两项慢慢地成为商人获取暴利的手段。因为没有人不吃盐，没有人家里不用铁器，其实盐铁之利的膨胀从战国时候就开始了，又因为汉代的田租很低，只有三十分之一，所以这两项的税收逐渐超过了田赋。少府的收入超过大司农，皇室私产超过政府公费，但这也没有什么，因为国家开支的需求光田赋是够用的。尤其是汉朝初年，历经长期战乱的国家亟待修养生息，因此几代皇帝都采用黄老之说，轻赋税徭役，让民间恢复生产。到汉武帝登基时，他的父亲景帝和祖父文帝所开创的文景之治为他留下了大量的财富。汉武帝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他要扩大疆域，他要保境安民，不得不同匈奴展开了殊死的较量。军费开支浩繁，国库慢慢空虚，不光花完了税收，连他爷爷和父亲的积蓄都花光了，田税又不能随意增加，由大司农统管的政府财政终于没有了办法。但是仗还得打，政府还得运行，钱从哪儿来呢?汉武帝很慷慨，为了事业自己掏腰包，把皇帝私产捐献给国家。武帝不仅自己捐，同时命令地方上的富人，最主要的是盐铁商人，和他一样把私产借贷给国家。但他没想到的是，那些坐拥财富的豪族并不像他一样慷慨，命令发出，响应者寥寥：“富商大贾，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左公家之急，黎民重困”。煮海成盐，开山成铁，这山和海的所有权本身就归皇帝所有。换句话说，这些商人本身挣得就是皇帝的钱，而且打仗也是为了保护黎民，现在皇帝有了难处，商人却不愿意帮助皇帝。这让武帝大为光火，愤怒的武帝马上开始了对商人进行整治，不仅对所有商人课以重税，更是取消了商人触碰盐铁的权力，将盐铁经营权收归官府。也许汉武帝是一时之怒，他本来就是个脾气蛮不好的人嘛，也许是他蓄谋已久的，总之这个决策是对当时有利的，而且对后世也影响深远。当国家财政紧张的时候，它是一个调节财政平衡的重要筹码，曾经让中央财政多次走出困境，但是这同样在后期给人民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盐铁酒专卖制”最早出现在哪个朝代
“盐铁酒专卖制”起始于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提出的“官山海”政策，即对盐和铁一起实行专卖。秦商鞅变法，控制山泽之利，也实行盐铁专卖。当时的山海之产主要是盐、铁，官府垄断经营，寓税于价，使人民避免不了征税，又感觉不到征税。汉初开放民营，使经营盐铁的商人富比王侯，汉武帝迫于财政压力和对商人“不住公家之急”的反感，在桑弘羊的主持下“笼盐铁”，将盐铁的经营收归官府，实行专卖。在产盐和产铁的地方，分设盐官和铁官进行管理。盐专卖采取在官府的监督下由盐民生产，官府定价收购，并由官府运输和销售。铁专卖采取官府统管铁矿采掘、钢铁冶炼、铁器铸造和销售等一切环节。东汉时取消盐铁专卖，实行征税制。三国、两晋注重专买，南北朝时征税制复起。隋至唐前期，取消盐的专税，和其他商品一样收市税。唐安史之乱后，财政困难，盐专卖又开始实行。此后历朝历代，都加强了盐专卖，对铁则实行征税制，不再与盐同例看待。盐铁专卖使封建国家获得了可观的收益，特别是盐，一直是历代封建政府牢牢掌握的最重要的专卖商品，其收入是历代政府的重要财源。
西汉初放松盐铁专卖制度，是否有利于巩固统治呢
西汉初年，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西汉朝廷一直实行“无为而治”的自由经济发展模式；直至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在位二十余年后，由于国家长期拓边造成的财政吃紧，才开始实行盐铁专卖制度。
一、西汉初年的自由经济模式
西汉建国之初，由于持续十余年的秦末起义及楚汉相争，无尽的劳役与战争，几乎将秦帝国一统中原后积攒的家底消耗殆尽。
因此，汉初通过与匈奴和亲，维持了七八十年的基本和平局面。这期间，全国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恢复国力上。政策也很简单，秉承道家的“无为而治”之道，任凭民间经济野蛮生长：
（一）废除了各种关口和桥梁的通过税，同时开放山川河流，任由百姓使用；
（二）放松盐铁管制，“七国之乱”中的吴国等诸侯国，依靠富庶的盐铁资源，富可敌国；
（三）改变秦朝及汉初的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工商业发展；商人子弟不得为官的禁令，逐渐有名无实；
（四）减轻税负。汉朝的赋税整个封建历史上都属最低，例如，田税为1/30；成年老百姓每年交120钱，商人加倍；商人的买卖税为货物价值的6%等；有段时期甚至完全免除了田税。
（五）文帝时期曾经放开货币发行权，允许民间私自铸币，富商大贾纷纷开设“印币厂“；
就这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汉武帝即位时，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库房的钱太多，以至于穿钱的绳子不堪时日而烂掉；存粮年年累积，多到溢出仓库，甚至于腐烂。
二、汉武帝在位后的新经济政策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后，为了消除北方的外患，开始对匈奴全面用兵。
但是，规模巨大的战争，对西汉国力造成了极大消耗：在最频繁时期，每年出兵的规模均在10万人以上，除去粮草之外，用来奖赏将士的黄金就多达20余万斤；同时还要及时补充战争造成的大量战马损失；再加上市场自然灾害，政府竭力赈济，十余年下来，西汉朝廷国库几乎枯竭。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汉武帝陆续采取了新的经济政策：
（一）公元前123年，政府允许百姓花钱粮买官爵、赎罪；
（二）限制商人。适当对商人征收额外的税费，限制商人大量购置田产。
（三）创立国有企业。公元前119年，任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将盐、铁、酒的售卖权收归国有，实行专卖制；在京城设立贸易所，收罗天下货物，物价低廉则买进、物价高涨则卖出。既打击了商人牟取暴利，又为朝廷筹备了足够的打仗、赈灾所需的物资。
（四）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提高新钱的质量，使民间盗铸无利可图，私钱逐渐消亡。
这样，将原本被权贵及富商占有的部分利益收归国有，对普通百姓并没有带来更大负担。在他在位的几十年间，对外连连征战，几乎往各个方向开疆扩土，对内大兴水利，铺张浪费，但普通百姓并没有“苛捐杂税猛于虎“的感受。
其后，盐铁专卖贯彻整个西汉期间。公元前81年汉武帝死后，西汉政府还组织了一次是否废除国家专卖制度的大辩论，但最终只是废除了酒类专卖。
因此，在西汉初年，汉政府放松盐铁管制，确实是为了发展经济、稳固统治。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开疆扩土的需要，这部分利益逐渐被收归国有。
为什么在古代要实行盐铁专卖
纵然在社会资源较为稀缺的古代王朝，盐铁也并不算稀缺资源，强调盐铁专卖主要是为了控制政府的财政收入。
盐是人体每日必须摄入的微量物质，对维持机体的正常运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人口大国，因此对盐的需求量极大。政府通过控制盐的买卖将盐垄断，可以保证政府有着一份稳定并且不菲的财政收入。
盐铁专卖中的“铁”虽然不是人体所需营养物质，但在那样的冷兵器时代，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强与弱一部分取决于这个国家铁的储备量。地方豪强若掌控大部分铁，那么对于国家来说就相当于一个隐形炸弹。
汉武帝征匈奴消耗了全国的积蓄，在加上由于没有控制盐铁，致使商人通过盐铁买卖赚了很多钱，而商人中有一部分对于公家有些反感。在双重因素下，汉武帝认命桑弘羊主持盐铁改革，自此开始实行盐铁专卖，后世纷纷效仿。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财政收入。
盐是生活必须品，每个人都必须有盐才能生存。如果不是国家专卖，由个别商人控制起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很容易引起动乱。
盐是矿产资源，，不需要投入本钱，如果谁占着就算谁的，那对社会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不许私自开盐，这也是保护国家资源首先盐作为生活必需品，价格需要得到稳定，如果不控制盐的售卖，就很难控制价格，如果出现囤积不卖就会出现盐价格疯涨，长期下去可能会对王朝的统治权产生威胁；其次，盐可以为政府获得大量的财政收入，因此王朝会控制产盐及其控制其价格。 铁也是一种必需品，生活中需要大量的铁制品，这就需要一定量供给给全民，同时，铁又能够打造兵器等物件，不去控制铁的生产与利用，大量武器的出现，可能会出现王朝的稳定（类似于现在控枪支）。
古代的“盐铁专卖”，为什么“盐”比“铁”还重要
中国目前公认的有鲁菜、川菜、粤菜、苏菜、闽菜、浙菜、湘菜、徽菜八大菜系，煎炒焖，炸卤炖，各个菜系做法不一，口味各异。北方的偏咸，南方偏甜，西南偏辣，虽口味不一样，但都离不开最重要的调味品——盐。 “盐”字本意是“在器皿中煮卤”。《说文解字》中记述：天生者称卤，煮成者叫盐。在远古时期，人们没有发现和使用盐，食物储存时间短，开始使用食盐后，一方面食物保质期延长，另一方面，人们身体的微量元素得到补充，身体和智力得到了较大发展。 《管子》中有“国无盐则肿”的记载，《天工开物》中也有“食盐禁戒旬日，则缚鸡胜匹倦怠恹然”的表述，这说明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盐对人的重要性。除了在食用方面的作用，盐在古代还是一种奢侈品，《周礼·天官·盐人》记述盐人掌管盐政，管理各种用盐的事务。祭祀要用苦盐、散盐，待客要用形盐，大王的膳馐要用饴盐等等。 但是具体到何时开始使用食盐、是谁最先开始制盐用盐，我们只能从各地出土的文物和远古流传下来的传说去佐证了。 目前出土的煮盐器皿可以向前推至公元前5000年 前3000年的仰韶时期。山东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商周时期最大的制盐遗址。先秦文献《世本》记载：夙沙氏始煮海为盐。宋代罗泌的《路史·后记四》中记载：夙沙氏煮盐之神，谓之盐宗，尊之也。这里所说的夙沙是黄帝时的诸侯，以海水煮卤，煎成盐，颜色有青、黄、白、黑、紫五样，被人们称为“盐宗”。 盐的种类繁多，从出处分为：海盐、井盐、碱盐、池盐、崖盐。海盐取海卤煎炼而成，井盐取井卤煎炼而成，碱盐是刮取碱土煎炼而成，池盐出自池卤风干，崖盐生于土崖之间。目前，位于渤海岸的长芦盐场是我国海盐产量最大的盐场，年产海盐300多万吨，占全国海盐总产量的四分之一。 言归正传，不管是古代还是当今，食盐都是人们必不可少的物资，既然如此，那政府就要把它当成“战略物资”来对待了，于是乎，食盐专卖就出现了。所有的果都必然有因，食盐专卖也不例外，食盐专卖的原因和过程具体是怎样的呢？我们细细分析。 专卖制度是指由国家对某项产品的生产、买卖进行垄断的制度，放在古代，那叫“禁榷”，禁就是禁止，榷的意思是独木桥。仅从名字上我们就能感到这一制度“霸气侧漏”，压迫感极强。其中，盐、铁、酒、茶是“禁榷”的主要对象。 盐的专卖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管子·海王》中记载，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可为耳。”桓公曰：“何谓官山海？”管子对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策。” 齐桓公元年（公元前685年），齐国在诸侯之中还表现平平，“尊王攘夷，九合诸侯”对于齐桓公来说还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目标。而就在这一年，事情有了变化的前兆——管仲做了齐国国相。迫切希望国家强大起来的齐桓公请管仲到宫中商讨富国的方案。 桓公先后提出了征收房屋税、树木税、畜禽税、人头税的办法来增加国家税收，但是都被管仲一一否决了，因为征收以上税，会导致老百姓减少相关建设，比如征收树木税会导致老百姓伐木，因为家里树木越多交税越多，如果征收人头税，则人口越多交税越多，那人们就会减少生育，进而动摇国本。 这时齐桓公恼火了：“然则吾何以为国”？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管仲你说说，后宫佳丽三千，哦不，军队人员数万，你让我怎么养活他们？管仲抛出了早就想好的对策：“唯官山海为可耳”。 所谓的官山海也就是“管山海”，由于齐国靠海，想要依靠海洋而强大，那就是得把盐给管住。接着，管仲给齐桓公算了一笔账：十口之家就是十人吃盐，百口之家就是百人吃盐。一个月，成年男子吃盐近五升半，成年女子近三升半，小男小女近二升半。盐一百升为一釜，使盐的价格每升增加半钱，一釜可收入五十钱。一个万乘的大国，征人口税的当征为数为一百万人，每月每人征税三十钱，总数才不过三千万。向盐征税，每月就有六千万钱的税收，相当于两个大国的人口税。 不算不知道，一算惊一跳。论算数，齐桓公哪比得上管仲，服了，这一次，齐桓公对管仲的能力佩服的五体投地。 事情继续发展，时间节点来到了西汉。 西汉初年，百废待兴。为避免像秦朝那样短命，汉初的统治者“扫除烦苛，与民休息”。《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换句话说，只要能促进 社会 发展的，老百姓们可劲儿造，官府不禁止了。 但是，汉武帝上台后经常对外开战，父辈们积攒的老底儿不够用了，于是汉武帝在“财政部长兼大汉智囊团顾问”桑弘羊的建议下，采取了一系列增加财政收入的政策，其中“盐铁官营”便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政策。 西汉对盐的经营采取了系统化、制度化的措施，具体来讲就是“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食盐专卖制度，即在产盐区设立盐官，由官府另募平民制盐，并提供制盐的锅，再由官府全部收购，并运往各地出售；并选用各地盐商充任盐官，建立起全国统一的食盐专营机构，据《汉书·地理志》统计，西汉政权先后在27郡设有盐官35处。 除此之外，西汉政府还颁布刑律，严厉打击私自贩盐的组织和个体。元狩五年规定：“敢私铸铁器卖盐，钛左趾，没入其器物”，用大白话说就是，有人敢私贩盐铁，就用脚镣锁住左脚，没收他用以生产的工具和赃物。 汉武帝去世后，西汉权臣霍光组织了一次“盐铁会议”，其实就是讨论国家现行政策的辩论大会。贤良文学指责盐铁官营、酒榷等“与民争利”，并把盐铁等官营视为民所疾苦的根源；而盐铁官营的倡导者桑弘羊为代表的一部分官僚则认为这些政策可以防止豪强做大，增加国家税收，如果取消盐铁官营，就要增加其他方面的税收，农民的负担反而会加重。这次“盐铁会议”尽管对武帝时期的很多政策进行了调整，但盐铁国营并没有被废止。 隋唐时期，隋文帝开皇三年，朝廷开始废除了食盐官卖，开始允许百姓经营盐业，唐朝初年的几任皇帝也基本上延续了隋朝的盐业政策，这段时期，连盐税都不收。 爱情会败给柴米油盐，盐的私营则败给了“国家没钱”。开元六年（公元718），唐朝开始征盐税。唐玄宗末年（公元755年），爆发安史之乱，国家动乱，税收减少，战争爆发，军费增加。那怎么办？ 唐肃宗：“卖盐”。 于是，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第五琦任盐铁铸钱使（咳咳，第五琦老爷子不姓“第”，姓“第五”，第五姓是汉族复姓之一），开始改变盐税制度。在产盐地区，设置监院机构，游民和旧盐户制盐要立籍，叫做亭户，免其徭役。所产之盐全部都得卖给官府，官府再把从盐民手里收来的盐，按每斗加价100钱出卖给民众，这就是：民制、官收、官卖。 宝应六年（公元761年），刘晏为度支盐铁使，对之前的专卖制度又进行了改革。具体就是把亭户所生产的食盐，由盐官统一收购，而盐官所收的盐，就在盐场转卖给盐商，食盐的流通税包括在盐价之中，商人缴纳盐款后，可以自由运销，不受限制，这就是：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在这里，官府其实就是一个二道贩子，还是强买强卖的那种。 宋朝的商品经济达到了古代商品经济的巅峰，但是宋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对官制和军队进行了大规模改革，造成了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问题。 官多、兵多自然费用开支就多，即使宋朝经济繁荣，但钱也有不够花的时候。在入不敷出、财政赤字连年增加的情况下，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宋朝也只能“向盐开刀”。 宋史记载，熙宁二年，置制三司条例司言：“天下财用无余...... 今发运使实总六路敷入， 其职以制置茶、盐矾、酒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盐税在整个宋王朝的税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重要到什么程度？几乎是四分之三强。 既然盐税很重要，那自然朝廷就要重视。宋初，实行了严格的官营榷盐制度，也就是完全的官卖制度，其运作方式采取了：民制—官收—官运—官销，这和唐肃宗时期第五琦的盐税制度一样。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垄断，垄断经济不管在哪个行业，也无论古今中外，往往会衍生出腐败和低效率。当然，还有走私。 由于完全的官卖，又由于官府因财政开支巨大而不断提高盐价，老百姓只好自己私自煮盐，并私自出卖。虽然政府出台了严厉的法律来打击私盐，但酷刑拗不过经济规律，高盐价带来的百姓吃不起盐和私盐高额利润，让私盐屡禁不止，一场盐法改革迫在眉睫。这时，进士出身的制置解盐使范祥站了出来。 范祥早在庆历四年就提出了改革盐法。到了庆历八年，他被任命为陕西路提点刑狱公事兼置解盐，开始了他的变更盐法的鸿图。其改革的思路很明确，核心思想就是把原来由官府承担的流通、销售环节给予民间，由民间商人向官府交纳盐价后（这里的盐价仅限于现钱），取得盐钞（盐钞就是政府发放的领取食盐的许可证），在指定的行销区内自行运销。这一变化，使得商人参与到了盐的流通中，避免了政府完全垄断，激发了盐业的活力，增加了财政收入。 元代食盐运销方式有商运商销和官运官销两类，前者包括行盐法与和籴法，后者包括食盐法与常平盐局法。所谓行盐法，就是商人向国家的盐务机构盐运司购买盐引，凭引贩卖食盐。和籴法即政府为军需或赈灾需要，招募商人交粮，以盐引作为补偿，商人凭引贩盐。 在这里，有一个不可避开的东西——盐引，在元代，盐引是经中书省授权，由户部下属的印造茶盐等引局统一印制，由户部下发给各盐运司发卖的售卖盐凭证。元代所有涉及食盐关支、运输、销售的活动，都必须以盐引为凭证。不管是商销还是官卖，都要纳入盐引制度进行管理。 由于盐是“硬通货”，盐引有盐作为价值支撑，因此盐引也被元朝政府用于物资采购、赏赐等各种支出。和两宋的钞引盐法相比，元代盐引制度覆盖范围空前，使得元代官盐运销形式单一，而且盐利进一步向中央集中。 到了明清的时候，盐法已经有了很多先例，所以借鉴的方法也更多，而明朝盐法中最主要的便是户口食盐法和开中制。户口食盐法其实在元代就已经出现，即按照食盐区域，实行食盐配给制，用强制性摊派的办法，按户将官盐配给各家各户，实质是官运官销的官卖制。 明初的户口食盐法，原则上征收宝钞，也就是我给你盐，你给我钱。但是，后来“民纳盐钞如旧，但盐课司十年五年无盐给支”，也就是老百姓该出钱出钱，但是政府却不一定给盐，开始明着耍流氓了！到了嘉靖年间以后，张居正变法，开始实行一条鞭法，将户口盐钞并计算于地亩，由岁粮内带征。从此，户口食盐法也就完全废止了。 开中制其实在户口食盐法没有完全废除之前就开始实行了，因为政府无法保证百姓吃盐的情况下，户口食盐法已经行不通。而北方蒙古施加的军事压力没有丝毫减少，为了巩固国防，必须在北部边疆布下重兵，这样国家的财政就有点吃不消了，粮食军需的供应却成了极大的问题。怎么办，那就鼓励商人输送粮草等供应边镇军饷，商人用粮食换取盐引，然后派场支盐，自行运销指定地点（这与元朝和籴法类似），这便是开中制。 到了清朝，盐法相对之前并无太多创新，更多的也是在“卖盐许可证”上面下功夫。其实再往前追溯，宋代范祥以后的盐法改革大都是在盐钞上下功夫，后世无论是徽宗时推行的引盐制，还是明朝的开中制，清朝的纲盐制、票盐制等，无一例外的都是继承了钞盐制的基本精髓。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盐为什么会成为“专卖品”呢？这个问题，从前文叙述中，大家都肯定已经知道——国家靠此“敛财”。齐桓公靠卖盐充实财政，最终“尊王攘夷，九合诸侯”；汉武帝靠盐的专卖，打击了地方豪强，保证了前线军队供给，北击匈奴，稳定边疆；后世历朝历代在财政紧张的时候，总能从盐上找方法。 那专卖的为什么偏偏是盐呢？这得从两方面说，一方面，食盐尤其是海盐的生产过程较为复杂，而且古代交通不便，造成食盐运输困难，人们想吃上盐，往往比吃上粮食还要困难。毕竟，只要有土、有水、有阳光就能长粮食，但不是每块土地上都能生产食盐。另一方面，食盐是人生活必备的物资，几乎与粮食同等重要，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性，也就是需求弹性较小，换句话说，不管盐的价格变化高低，人们的需求量变化很小。 对于盐的专卖，人们褒贬不一。其实对于一项制度的评价，我们应当基于时代背景、出发点、实际效果等综合评价。一方面，食盐专卖充实了各个实施该制度的政府的财政，如果没有食盐专卖，汉武帝可能就无法完成北击匈奴的壮举，历朝历代因为盐的专卖，使得国库充盈，进一步维护了大一统的局面。但另一方面，专卖会产生腐败、导致效率低下，还会打击商品经济，这也是食盐专卖广为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2017年1月1日开始，我国放开所有盐产品价格，取消食盐准运证，取消食盐产销区域限制，允许现有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进入流通销售领域，食盐批发企业可开展跨区域经营。这对于推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满足民众需求，推动我国市场经济 健康 发展大有裨益。
